“在英國，正在發生追加財富的不斷積累，其趨勢是最終采取貨幣形式。但是，在獲得貨幣的愿望之后，最迫切的愿望是，按照某種會帶來利息或利潤的投資方法，再把貨幣投放出去；因為，作為貨幣的貨幣是什么也生不出來的。因此，如果在過剩資本不斷涌來的同時，投資范圍得不到逐漸的充分的擴大，那末，尋找用途的貨幣就必然會周期地，在不同情況下多少不等地積累起來。多年來，國債一直是英國過剩財富的一個大吸收器。自從國債在1816年達到最高限度，不再起吸收器的作用以來，每年至少有2700萬在尋找別的投資場所。此外，還有各種的資本償還……在經營上需要巨額資本并不時地吸引多余的閑置資本的各種企業……至少在我國是絕對必要的，以便為在普通投資部門找不到地盤的社會過剩財富的周期積累開辟出路。”（《通貨論》1845年倫敦版第32—34頁）

關于1845年，該書說：

(資料圖片)

“在很短的時期內，物價已經由蕭條時期的最低點急劇回升……利息率3％的國債券幾乎照票面價值買賣了……英格蘭銀行地庫的黃金總額超過了以前任何一個時期的儲備額。各種股票的價格都高到幾乎前所未聞的程度，而利息率卻降到幾乎只剩一個名義了……這一切都證明：在英國，又一次出現了閑置財富的沉重積累；不要多久，我們將又一次面臨投機的狂熱時期。”（同上，第36頁）

“雖然金的輸入不是對外貿易獲利的可靠標志，但在沒有另外一種說明方法的情況下，這種金的輸入的一部分，顯然代表著這樣一種利潤。”（約·蓋·哈伯德《通貨和國家》1843年倫敦版第40、41頁）“假定在營業一直興旺、價格有利、通貨充足的時期，由于農作物歉收，需要輸出500萬鎊金以輸入同額價值的谷物。通貨｛下面馬上就可以看到，這不是指流通手段，而是指閑置的貨幣資本。——弗·恩·｝會按同額減少。私人手中掌握的流通手段也許還和以前一樣多，但是，商人在他們的銀行里的存款，銀行在它們的貨幣經紀人手里的余款以及銀行庫存的準備金都會減少，而閑置資本額的這種減少的直接結果，將是利息率的提高，例如由4％提高到6％。因為營業狀況良好，所以信任沒有動搖，但是信用會更貴。”（同上，第42頁）“如果商品價格普遍下降，多余的貨幣就會以增加存款的形式流回銀行，閑置資本的過剩就會使利息率下降到最低限度，并且這種情況將繼續下去，直到較高的物價或比較活躍的營業使這種閑置的貨幣得到使用，或者，直到這種貨幣被用來購買外國有價證券或外國商品而被吸收掉。”（第68頁）

以下摘錄又是引自議會關于《商業危機》的報告（1847—1848年）。——由于1846—1847年的歉收和饑荒，必須大量進口糧食。

“因此，進口大大超過了出口……因此，貨幣大量從銀行流出，那些有匯票需要貼現的人越來越多地擁向貼現經紀人，經紀人開始仔細審查匯票。以前承諾的信貸受到了非常嚴格的限制；基礎薄弱的商行倒閉了。完全依賴信用的人開始破產。這種情況更增加了以前已經感到的不安；銀行家等人發現，他們不再象以前那樣有把握地可以把他們的匯票和其他有價證券換成銀行券，以償還他們的債務；他們對信貸采取了更大的限制并且往往干脆加以拒絕；他們在許多場合把他們的銀行券儲藏起來，以便將來償付債務；他們寧愿根本不發出銀行券。不安和混亂與日俱增。如果沒有約·羅素勛爵那封信，全面的破產恐怕已經發生了。”（第74、75頁）

羅素的信，使銀行法暫停執行。——前面提到的那位查·特納作證說：

“有些商行有巨額的資金，但這些資金不能流動。他們的全部資本都固定在毛里求斯的地產或藍靛廠、制糖廠上了。當他們的債務達到50—60萬鎊時，他們已經沒有流動資金來支付開出的匯票了；最后，他們只有靠他們的信用，而且必須是足夠的信用，才能支付他們的匯票。”（第81頁）

前面提到的那位賽·葛尼說：

［第1664號］“現在〈1848年〉到處都出現了交易縮減和貨幣大大過剩的現象。”——（第1763號）“我不認為，利息率提得這樣高是由于缺少資本；這是由于驚慌，由于獲得銀行券的困難。”

1847年，英國為進口糧食至少向外國支付了900萬鎊金。其中，750萬鎊來自英格蘭銀行，150萬鎊來自別的地方（第301頁）。——英格蘭銀行總裁莫利斯說：

“1847年10月23日，國債券、運河股票、鐵路股票已經貶值114752225鎊。”（第312頁）

同一個莫利斯在答復喬·本廷克勛爵時說：

［第3846號］“難道您不知道，投在各種證券和產品上的一切資本都同樣貶值了嗎，原料、原棉、生絲和原毛都以同樣的拋售價格運往大陸了嗎，砂糖、咖啡和茶葉都拍賣了嗎？——為了對付由于大量進口糧食而引起的金的流出，國家必須忍受巨大的犧牲，這是不可避免的。——您是不是認為，與其忍受這種犧牲使金流回，還不如動用銀行庫存的800萬鎊呢？——我不認為是這樣。”

下面是對這種英雄主義所作的注釋。迪斯累里向英格蘭銀行的董事和前任總裁威·柯頓先生問道：

“1844年英格蘭銀行的股東得到多少股息？——那一年是7％。——1847年的股息是多少？——9％。——今年英格蘭銀行要替它的股東交所得稅嗎？——是的。［注：這就是說，以前是先定股息，然后在付給各個股東時扣去所得稅；1844年以后，是先從銀行總利潤中交納稅款，然后在分配股息時“免扣所得稅”。因此，名義上相等的百分率，在后一個場合，就多了這個所得稅的數額，——弗·恩·］——1844年也是這樣嗎？——不是。——這樣看來，這個銀行法〈1844年的銀行法〉對股東非常有利了……結果是，從新銀行法實施以來，股東的股息已由7％增加到9％，此外，股東在以前必須交納的所得稅，現在由銀行交納了，是不是呢？——確實是這樣。”（第4356—4361號）

關于1847年危機期間銀行的貨幣貯藏，地方銀行家皮斯先生說：

（第4605號）“因為銀行不得不越來越提高它的利息率，人們普遍產生了憂慮；地方銀行都增加了自己手中的貨幣額和銀行券額；我們當中的許多人，平時也許只保留幾百鎊金或銀行券，現在都立刻在錢柜和賬桌抽屜里貯存了數千鎊，因為大家對于貼現和匯票在市場上的流通力都感到極不可靠；結果普遍都貯藏貨幣。”

委員會的一個委員指出：

（第4691號）“所以，不管過去十二年內原因是什么，結果總是更有利于猶太人和貨幣經營者，而不是更有利于一般的生產階級。”

至于貨幣經營者曾經多么厲害地利用危機時期，圖克說：

“瓦瑞克郡和斯泰福郡的金屬制品業，1847年拒絕了許多訂貨單，因為工廠主拿匯票去貼現時必須支付的利息率，把他的全部利潤吞掉還嫌不夠。”（第5451號）

我們現在再引用一個以前已經引用過的議會報告：《銀行法特別委員會1857年由下院向上院提出的報告》（以下題為：銀行委員會，1857年）。在這個報告中，“通貨原理”[123]派的巨星，英格蘭銀行董事諾曼先生，受到了如下的質問：

（第3635號）“您說，您認為利息率不是取決于銀行券的數量，而是取決于資本的供求。您是否可以談一談，您所說的資本，除了銀行券和硬幣而外，還指什么？——我認為，資本的普通定義是：生產上使用的商品或服務。”——（第3636號）“當您談到利息率時，是否把一切商品都包括在資本一詞中了？——生產上使用的一切商品都包括在內了。”——（第3637號）“當您談到利息率時，您把這一切都包括在資本一詞中了？——是的。假定有一個棉紡織廠主，他的工廠需要棉花。他大概會用這樣的辦法弄到棉花：他先從他的銀行家那里獲得一筆貸款，帶著這樣得到的銀行券到利物浦去購買。他真正需要的是棉花，他需買銀行券或金，只是當作獲得棉花的手段。或者，他需要資金，是為了給他的工人支付報酬；這樣，他又要借銀行券，用來支付工人的工資，而工人又需要食物和住所；貨幣就是對這些需要實行支付的手段。”——（第3638號）“但是對貨幣要支付利息嗎？——當然，首先要支付利息；但是還有另外一種情況。假定他賒購棉花，沒有從銀行取得任何貸款；這時，現金價格和賒購價格在到期付款時出現的差額，就是利息的尺度。即使根本沒有貨幣，利息還是存在。”

這種洋洋得意的胡言亂語，只有“通貨原理”派的這個臺柱才說得出口。首先是天才地發現了，銀行券或金是購買某種物品的手段；人們借銀行券或金，不是為了它們本身。由此要問，利息率是由什么東西調節的？是由商品的供求調節的，而我們以前只知道商品的市場價格是由商品的供求調節的。但是，完全不同的利息率，是和不變的商品市場價格并行不悖的。——然后又是如下的狡辯。“但是對貨幣要支付利息”這個正確的提法，當然包括如下的問題：根本不經營商品的銀行家所得的利息，同這些商品又有什么關系呢？難道那些把貨幣投在各個完全不同的市場上的工廠主們，也就是那些把貨幣投在受生產上使用的各種商品的完全不同的供求關系支配的市場上的工廠主們，不是要按同一利息率得到貨幣嗎？——對于這個問題，這位可敬的天才的回答是：如果工廠主賒購棉花，“現金價格和賒購價格在到期付款時出現的差額，就是利息的尺度”。剛好相反。現有的利息率——天才諾曼應當說明的正是這種利息率是如何調節的——才是現金價格和賒購價格在到期付款時出現的差額的尺度。首先，棉花是按照它的現金價格出售的，這個價格由市場價格決定，而市場價格本身由供求的狀況調節。例如價格＝1000鎊。就買賣而言，工廠主和棉花經紀人之間的交易由此就結束了。但是，還有第二種交易。這就是貸出者和借入者之間的交易。1000鎊的價值是以棉花貸給工廠主的；他必須在比如說三個月內用貨幣償還。這時，1000鎊在三個月內按市場利息率得到的利息，就是高于現金價格的加價。棉花的價格是由供求決定的。但是1000鎊棉花價值在三個月內貸出的價格，是由利息率決定的。棉花本身以這種方式轉化為貨幣資本這一事實，在諾曼先生看來，就是證明：即使根本沒有貨幣，利息還是存在。如果根本沒有貨幣，那也就決不會有一般利息率了。　　首先，資本是“生產上使用的商品”這種見解是一種庸俗的見解。在這些商品作為資本執行職能時，它們作為資本的價值，不同于它們作為商品的價值，表現在由它們的生產用途或商業用途產生的利潤中。并且，利潤率雖然在任何情況下總是同所購買商品的市場價格和它們的供求有某種關系，但它仍然由完全不同的事情決定。并且，毫無疑問，利息率一般說來是以利潤率為它的界限的。但諾曼先生正是應當告訴我們，這個界限是如何決定的。它是由不同于其他資本形式的貨幣資本的供求決定的。現在，可以進一步問：貨幣資本的供求又是怎樣決定的呢？毫無疑問，在物質資本的供給和貨幣資本的供給之間，有一種看不見的聯系；同樣毫無疑問，產業資本家對貨幣資本的需求，是由實際生產情況決定的。諾曼不向我們說清楚這一點，卻向我們兜售這樣一個哲言：對貨幣資本的需求和對貨幣本身的需求不是一回事；并且只是兜售這個哲言，因為他、奧維爾斯頓及其他“通貨原理”的先知們暗中總是不安好心，他們力圖通過人為的立法的干涉，從流通手段本身造出資本，并且提高利息率。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奧維爾斯頓勛爵，亦即賽米爾·瓊斯·勞埃德，看他是怎樣不得不說明：為什么他在國內“資本”如此缺少的情況下為他的“貨幣”取得10％的利息。

（第3653號）“利息率的波動，是由于下述兩個原因之一：或者是由于資本價值的變動”，

（妙極了！一般地說，資本的價值，正好就是利息率！所以在這里，利息率的變動就是由于利息率的變動。我們以前已經指出，“資本的價值”在理論上從來沒有別的理解。但是，或者奧維爾斯頓先生把資本的價值理解為利潤率了。如果是這樣，這位深刻的思想家就回到利息率由利潤率調節這一點上來了！）

“或者是由于國內現有貨幣額的變動。利息率所發生的一切巨大的波動，不管波動時間有多久或者波動范圍有多廣，都可以明確無誤地歸結為資本的價值的變動。1847年和最近兩年〈1855—1856年〉利息率的提高，是這一事實的最顯著的實際例證；現有貨幣額的變化所產生的較小的利息率變動，影響范圍小，持續時間短。這些變動是經常發生的；并且變動越頻繁，就越能達到它的目的”。

這個目的就是使奧維爾斯頓之流的銀行家發財致富。可愛的賽米爾·葛尼曾經非常天真地在上院委員會面前說到這一點（商業危機，1848［—1857年］）。

（第1324號）“您認為，去年發生的利息率的大波動是否有利于銀行家和貨幣經營者呢？——我認為它有利于貨幣經營者。營業上的一切波動對熟悉內情的人都是有利的。”——（第1825號）“在利息率很高的情況下，銀行家會不會由于他的最好的顧客陷于貧困而最終受到損失呢？——不會，我不認為這種影響已經達到值得注意的程度。”

所要說的就是這一套。　　關于現有貨幣額對利息率的影響，我們以后還會談到。但是我們現在就必須指出，奧維爾斯頓在這里又犯了一個混淆概念的錯誤。1847年，對貨幣資本的需求（十月以前，人們對貨幣短缺的現象，對奧維爾斯頓在前面指貨幣資本而言的“現有貨幣量”還沒有產生任何憂慮），由于下列原因而增加了：谷物昂貴，棉價上漲，砂糖因生產過剩而賣不出去，鐵路投機和破產，國外市場棉紡織品充斥，以及前面已經說到的旨在進行匯票投機而對印度的強制輸出和從印度的強制輸入。所有這些情況，工業生產過剩和農業生產不足，因而是完全不同的原因，引起了對貨幣資本需求的增加，即對信用和貨幣的需求的增加。貨幣資本需求的這種增加，可以在生產過程本身的進行中找到原因。但是，不管原因是什么，正是對貨幣資本的需求提高了利息率，即貨幣資本的價值。如果奧維爾斯頓想說，貨幣資本的價值提高了，是因為它提高了，這是同義反復。但是，如果他在這里把“資本的價值”理解為利潤率的提高，把利潤率的提高看作利息率提高的原因，我們就立即可以看到他的錯誤。盡管利潤減少，但貨幣資本的需求，因而“資本的價值”還是可以提高；一旦貨幣資本的相對供給減少了，它的“價值”就會提高。奧維爾斯頓想要證明：1847年的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高利息率，同“現有貨幣量”無關，也就是說，同他所鼓吹的1844年的銀行法[118]的規定無關；雖然事實上它同這些規定是有關的，因為對銀行準備金枯竭——奧維爾斯頓的一個創造——的恐懼，使1847—1848年的危機增加了貨幣恐慌。但是現在問題不在這里。由于營業范圍同現有資金相比過度擴大，貨幣資本荒已經存在；由于農作物歉收、鐵路投資過多、生產過剩特別是棉紡織品的生產過剩、在印度和中國的營業欺詐、投機、砂糖輸入過多等等而引起的再生產過程的混亂，導致了貨幣資本荒的爆發。對于那些按每夸特120先令的價格購買了谷物的人來說，在谷物價格跌到60先令時所缺少的，就是他們多支付的60先令，以及以谷物為抵押的同額貸款的信用。妨礙他們按原價120先令把谷物轉化成貨幣的，根本不是由于缺少銀行券。對于那些過多地輸入砂糖以致幾乎賣不出去的人來說，情形也是這樣。對于那些把流動資本固定在鐵路上，因而要依靠信用來補充“正當”經營所需要的流動資本的先生們來說，情形也是這樣。但在奧維爾斯頓看來，這一切都好象是“對他的貨幣的已經提高的價值的道義上的承認”。但是，在貨幣資本的價值的這種提高的同時，另一方面正好是現實資本（商品資本和生產資本）的貨幣價值的下降。資本的價值在一種形式上提高了，是因為資本的價值在另一種形式上下降了。而奧維爾斯頓卻企圖把不同種類的資本的這兩種價值等同起來，把它們看作一般資本的唯一價值；他的手法是使二者都同流通手段即現有貨幣缺乏的現象對立起來。但是，同額貨幣資本可以用極不相等的流通手段量貸放出去。　　現在，我們拿他所說的1847年的例子來看。官方的銀行利息率：1月3—[3+（1/2）]％。2月4—[4+（1/2）]％。3月大部分是4％。4月（恐慌）4—[7+（1/2）]％。5月5—[5+（1/2）]％。6月大體上說是5％。7月5％。8月5—[5+（1/2）]％。9月5％，但略有變動，[5+（1/4）]％，[5+（1/2）]％或6％。10月5％，[5+（1/2）]％，7％。11月7—10％。12月7—5％。——在這個場合，利息增加是因為利潤減少和商品的貨幣價值大幅度下降。所以，如果奧維爾斯頓在這里說，利息率在1847年提高了，是因為資本的價值提高了，那末，他所理解的資本的價值就只能是貨幣資本的價值，而貨幣資本的價值又正好是利息率。但后來露出了狐貍尾巴，原來他把資本的價值和利潤率等同起來了。　　至于1856年人們所付的高利息率，奧維爾斯頓事實上不知道，這種高利息率部分地說正是一個征兆，表明那種不是用利潤而是用別人的資本來支付利息的信用騎士出現了；他在離1857年危機只有幾個月前還斷言，“營業情況非常良好”。　　他還說：

（第3722號）“認為企業利潤會由于利息率的提高而被消滅的看法是極端錯誤的。第一，利息率的提高很少持續很長時間；第二，如果它持續很長時間并且幅度很大，那末按照事物的本質，它就是資本的價值的提高；而資本的價值為什么會提高呢？因為利潤率提高了。”

在這里，我們終于弄清楚了“資本的價值”的含義是什么。不過，利潤率可以在一個比較長的時間內仍舊很高，但企業主收入下降而利息率提高，結果是利息吞掉了利潤的大部分。

（第3724號）“利息率的提高是我國營業巨大發展和利潤率大大提高的結果；如果有人抱怨說，提高了的利息率破壞了作為它自己的原因的上述兩件事情，那是不合邏輯的說法，對此我們不知道應當說些什么。”

這種說法合乎邏輯，正象下面這樣的說法合乎邏輯一樣：利潤率的提高是商品價格由于投機而提高的結果，如果有人抱怨說，價格的提高破壞了它自己的原因，即投機，那是不合邏輯的說法，等等。一物最終能破壞該物自身的原因這種說法，只有對那些熱中于高利息率的高利貸者來說，才是不合邏輯的說法。羅馬人的強大是他們進行征服的原因，但這種征服破壞了他們的強大。財富是奢侈的原因，但奢侈對財富起著破壞的作用。好一個狡猾的家伙！這個暴發戶、百萬富翁的“邏輯”竟博得了整個英國的尊敬，這是對當今資產階級世界的愚蠢的最好寫照。此外，雖然高利潤率和營業擴大可以是高利息率的原因，但高利息率決不因此就是高額利潤的原因。而問題正好是：在高利潤率早已消失之后，這種高利息率（這是危機中實際發生的情況）是不是還繼續下去，或者說，是不是才達到了它的頂點。

（第3718號）“至于貼現率的顯著提高，那末，這個情況完全是資本的價值增加的結果，而資本的價值這種增加的原因，我認為任何一個人都能十分清楚地指出來。我已經提到這樣一個事實，即在這個銀行法生效的十三年內，英國的貿易由4500萬鎊增長到了12000萬鎊。想一想這個簡單的數字材料所包含的一切事情，想一想商業如此巨大的增長所引起的對資本的巨大需求，同時再想一想對這種巨大需求提供供給的自然源泉，即國家逐年的積蓄，在過去三四年內被用于無利可圖的戰爭支出上了。我承認，我感到驚訝的是，利息率怎么沒有漲得更高；換句話說，我感到驚訝的是，由于這些巨大的影響，資本緊迫現象怎么沒有比您已經看到的現象更嚴重得多。”

我們這位高利貸邏輯學家的用語混亂多么令人吃驚啊！在這里，他再一次談到了他所說的資本的價值的提高！他似乎認為，一方面發生了再生產過程的巨大的擴展，也就是現實資本的積累，另一方面又存在著一個“資本”，對這個資本產生了“巨大需求”，以便實現商業的這種如此巨大增長！生產的這種巨大增長不就是資本的增長嗎？如果它造成了需求，它不同時也就造成了供給，并且同時也就造成了貨幣資本供給的增加嗎？如果利息率提得很高，那只是因為貨幣資本的需求比它的供給增長得更快，或者換句話說，因為工業生產在信用制度基礎上的經營隨著工業生產的擴大而擴大了。換句話說，實際的產業擴大，造成了對“信貸”需求的增加。后面這種需求，顯然就是我們這位銀行家所說的“對資本的巨大需求”。出口貿易之所以由4500萬鎊增加到12000萬鎊，當然不只是由于資本需求的擴大。其次，當奧維爾斯頓說，克里木戰爭所消耗的國家的逐年積蓄，就是對這種巨大需求提供供給的自然源泉時，他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一，在1792—1815年戰爭期間（這是一場同小小的克里木戰爭完全不同的戰爭），英國是用什么進行積累的呢？第二，如果自然源泉已經枯竭，資本是從什么源泉流出來的呢？大家知道，英國沒有向外國借債。如果在自然源泉之外還有人為源泉，那末，把自然源泉用于戰爭而把人為源泉用于營業，對一個國家來說是最好的辦法。但是，如果只有原有的貨幣資本，它能靠高利息率把它的作用提高一倍嗎？奧維爾斯頓先生顯然認為，國家逐年的積蓄（但在這個場合據說已經被消耗掉了），只轉化為貨幣資本。但是，如果沒有實際的積累，也就是說，沒有生產的增加和生產資料的增長，那末，債權在貨幣形式上的積累，對這種生產有什么好處呢？　　奧維爾斯頓把由高利潤率引起的“資本的價值”的提高和由貨幣資本需求的增長而引起的提高混為一談。這種需求的增長可以由那些和利潤率完全無關的原因引起。他自己就舉過一個例子：1847年這種需求的增長是由現實資本的貶值引起的。他根據自己的方便，把資本的價值一會兒說成是屬于現實資本的，一會兒說成是屬于貨幣資本的。　　下面這段話進一步暴露了我們這位銀行勛爵的不老實態度和他以教訓的口吻強調的銀行家的狹隘觀點：

（第3728號。問：）“您說，在您看來，貼現率對于商人沒有重要意義。您是否可以告訴我，您認為普通利潤率是什么？”

奧維爾斯頓先生聲稱，要對這個問題作出答復是“不可能”的。

（第3729號）“假定平均利潤率為7—10％；這時，如果貼現率由2％變到7％或8％，就一定會對利潤率發生重大影響，是不是？”

（這個問題本身把企業主收入率和利潤率混為一談，忽視了利潤率是利息和企業主收入的共同源泉。利息率可以不影響利潤率，但不能不影響企業主收入。奧維爾斯頓回答說：）

“第一，實業家不會支付那種會吞掉大部分利潤的貼現率；他們寧愿停止營業。”

（的確會這樣，如果他們這樣做而不致于破產。在他們的利潤高的時候，他們要求貼現，因為他們愿意這樣做；在利潤低的時候，他們要求貼現，因為他們必須這樣做。）

“貼現是什么意思？為什么一個人要拿匯票去貼現呢？……因為他希望得到一個更大的資本”；

（且慢！那是因為他希望提前實現他的長期投資的貨幣回流，并避免他的營業的中止。因為他必須償付到期的欠款。他只是在營業順利，或者即使營業不順利但用別人的資本進行投機的情況下，才要求增加資本。貼現決不僅僅是擴大營業的手段。）

“他為什么要得到對一個更大的資本的支配權呢？因為他要使用那個資本。他又為什么要使用那個資本呢？因為這樣做對他有好處；但是，如果貼現會把他的利潤吞掉，這對他就沒有什么好處了。”

這位洋洋自得的邏輯學家以為，匯票貼現只是為了擴大營業，而擴大營業是因為有好處。第一個假定是錯誤的。一個普通實業家去貼現是為了提前實現他的資本的貨幣形式，由此使再生產過程繼續進行；不是為了擴大營業或獲得追加資本，而是為了要用他得到的信用來平衡他所提供的信用。如果他要靠信用來擴大他的營業，那末，匯票貼現對他來說沒有多大用處，因為那只是已經處在他手中的貨幣資本從一種形式轉化為另一種形式；他寧可借一筆比較長期的固定貸款。當然，信用騎士為了擴大他的營業，為了用一種騙人的營業來掩蓋另一種騙人的營業，會把他的空頭匯票拿去貼現；但這不是為了賺得利潤，而是為了占有別人的資本。　　奧維爾斯頓先生這樣把貼現同借入追加資本等同起來（不是同代表資本的匯票轉化為現金等同起來）以后，一碰到難題，就立即退卻了。

（第3730號。問：）“已經開始營業的商人，不是要在一定時間內不顧利息率的暫時提高而繼續進行他們的業務嗎？”——（奧維爾斯頓回答：）“毫無疑問，在任何一個交易中，如果一個人能夠用低利息率而不是用高利息率獲得對資本的支配權，從這個有限的觀點來看，這對他來說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奧維爾斯頓先生突然把“資本”僅僅理解為他的銀行家資本，因而，把到他那里貼現匯票的人看作一個沒有資本的人，因為這個人的資本是以商品形式存在的，或者，他的資本的貨幣形式是一張匯票，要由奧維爾斯頓先生把它轉化為其他的貨幣形式，但這時，他的觀點卻是無限的了。

（第3732號）“關于1844年銀行法，您能告訴我們利息率和銀行的金準備之間的大概關系嗎？有人說在銀行金準備為900萬鎊或1000萬鎊時，利息率為6％或7％，在銀行金準備為1600萬鎊時，利息率大約為3％到4％，對嗎？”

（提問人的意圖，是要追使他用受資本的價值影響的利息率來解釋受銀行存金量影響的利息率。）

“我認為情況不是這樣……但是，如果情況是這樣，那末，我認為，我們就必須采取比1844年法令更嚴厲的措施；因為，如果真是存金量越大，利息率就越低，那末，我們就必須按照這種觀點來辦事，把存金量增加到無限額，這時，我們就會把利息率降低到零。”

提問人凱利對這種拙劣的機智無動于衷，繼續問道：

（第3733號）“如果事情是這樣，假定有500萬鎊金流回銀行，因此銀行的存金量在以后六個月內達到約1600萬鎊，再假定利息率因此下降到3％到4％，我們怎么能斷定，利息率的下降是由營業的巨大收縮造成的呢？——我是說，近來利息率的大提高，而不是利息率的下降，和營業的大發展有密切聯系。”

但是，凱利說的是：如果和存金量的減少一起發生的利息率的提高，是營業擴大的標志，那末，和存金量的增加一起發生的利息率的下降，也就一定是營業縮小的標志。對于這一點，奧維爾斯頓沒有回答。

（第3736號。｛問｝）“我要指出，您〈原文總是說勛爵閣下〉說過，貨幣是獲得資本的工具。”

（把貨幣理解為工具，真是荒謬已極；它是資本的形式。）

“當｛英格蘭銀行的｝存金量減少時，嚴重的困難不正好相反，是資本家不能獲得貨幣嗎？——｛奧維爾斯頓答：｝不；想要獲得貨幣的，不是資本家，而是非資本家。他們為什么想要獲得貨幣呢？……因為有了貨幣，他們就可以對資本家的資本獲得支配權，以便進行不是資本家的人的營業。”

在這里，他直截了當地宣布，工廠主和商人不是資本家，資本家的資本只是貨幣資本。

（第3737號）“難道開出匯票的人不是資本家嗎？——開出匯票的人可能是資本家，也可能不是資本家。”

在這里，他再也不能前進了。　　現在，他應當回答一個問題：商人的匯票是不是代表他們已經賣掉或已經運出的商品。他否認這種匯票完全象銀行券代表金一樣，代表商品的價值。（第3740、3741號）這真是有點厚顏無恥。

（第3742號）“商人的目的不是獲得貨幣嗎？——不是；獲得貨幣不是開出匯票的目的；獲得貨幣是匯票貼現的目的。”

開出匯票是把商品轉化為一種形式的信用貨幣，而匯票貼現只是把這種信用貨幣轉化為另一種信用貨幣即銀行券。無論如何，奧維爾斯頓先生在這里承認貼現的目的是獲得貨幣。以前他卻說，貼現不是為了使資本從一種形式轉化為另一種形式，而是為了獲得追加資本。

（第3743號）“在您的證詞中提到的1825年、1837年和1839年發生的恐慌的壓迫下，實業界最希望獲得什么呢？他們想獲得資本呢，還是想獲得合法的支付貨幣呢？——他們想獲得對資本的支配權，以便繼續進行他們的營業。”

他們的目的是想在信用缺少的情況下獲得支付手段，來償付那種要由他們償付的到期的匯票，以免被迫低于價格出售他們的商品。如果他們自己根本沒有資本，他們自然就在得到支付手段的同時也得到資本，因為他們沒有付出等價物就得到了價值。對貨幣本身的渴求，始終只是這樣一種愿望：把價值由商品或債權的形式轉化為貨幣形式。因此，即使把危機撇開不說，借入資本和貼現之間也存在著巨大的差別。貼現只是促成貨幣索取權由一種形式轉化為另一種形式，或轉化為現實的貨幣。　　｛我——編者——在這里插進幾段話。　　在諾曼和勞埃德－奧維爾斯頓看來，銀行家總是“貸放票去找銀行家貼現，是“因為他希望獲得資本”（第3729號），如果他“能夠用低利息率獲得對資本的支配權”，這對他來說是一件愉快的事情（第3730號）。“貨幣是獲得資本的工具”（第3736號），在恐慌時，實業界最希望獲得“對資本的支配權”（第3743號）。不管勞埃德－奧維爾斯頓對什么是資本這個問題的看法如何混亂，但有一點是非常清楚的：他把銀行家給予顧客的東西稱為資本，即這個顧客原來沒有的、作為對他原有資本的一種追加而貸給他的資本。　　銀行家已經如此習慣于通過貸放來充當貨幣形式上的可供支配的社會資本的分配人，以致他每執行一次付出貨幣的職能，對他來說都表現為貸放。他付出的一切貨幣，在他看來都是貸款。如果貨幣直接用于貸放，那當然是完全正確的。如果貨幣用于匯票貼現，那末，在匯票到期以前，這對他自己來說實際上是貸款。因此，他的頭腦里就形成了固定的看法，似乎他的一切支付都是貸款。而且，不僅僅是這個意義上的貸款，即每次為賺取利息或利潤而投下的貨幣，在經濟學上都被看作該貨幣所有者作為私人向作為企業主的他自己提供的一種貸款。而且是下述確定意義上的貸款：銀行家用貸放的方式把一筆錢交給他的顧客，使后者已有的資本中增加了這筆錢。　　這種由銀行辦公室傳到政治經濟學上來的觀念，引起了混亂的爭論：銀行家以現金形式交給他的顧客支配的東西，究竟是資本呢還是只是貨幣，流通手段，通貨呢？為了解決這個本來非常簡單的爭論，我們必須站在銀行顧客的立場上。問題在于：這個銀行顧客要求什么，并且得到什么。　　如果銀行同意只憑顧客的個人信用給予他一筆貸款，而不需要顧客提供擔保品，那末，事情是很清楚的。顧客無條件地獲得了一定量價值的貸款，這是他原來已經使用的資本的追加。他是在貨幣形式上得到這筆貸款的，因此，他得到的不僅是貨幣，而且是貨幣資本。　　如果他以有價證券等等為抵押得到這筆貸款，那末，這就是下面這種意義上的貸款，即貨幣是在償還的條件下交給他的。但這不是資本的貸放。因為，有價證券也代表資本，并且代表著比貸款更大的金額。因此，受款人得到的資本價值小于他拿去抵押的資本價值；這對他來說根本不是獲得追加資本。他做這種交易不是因為他需要資本，——他在自己的有價證券上已經有了這個資本，——而是因為他需要貨幣。因此，這里是貨幣的貸放，而不是資本的貸放。　　如果貸款采取匯票貼現的形式，那就連貸款的形式也消失了。這是一中純粹的買賣。匯票通過背書轉為銀行所有，貨幣則轉為顧客所有；顧客方面已沒有償還的問題。如果顧客用一張匯票或類似的信用工具來購買現款，那末，這就象他用他的其他商品如棉花、鐵、谷物來購買現款一樣，不是貸款。在這里，更加談不上什么資本的貸放。商人和商人間的每一次買賣，都是資本的轉移。但是，只有在資本不是互相轉移，而是單方面的并且是有期限的轉移的時候，才發生貸放。因此，只有在匯票是一種空頭匯票，根本不代表任何已經賣掉的商品的時候，對這種匯票的貼現才是資本的貸放；一旦銀行家識破了它，他就決不會要它。因此，在正常的貼現業務中，銀行顧客得到的決不是貸款，既不是資本貸款也不是貨幣貸款，他得到的是由賣掉的商品換來的貨幣。　　因此，一種情況是顧客向銀行要求資本并獲得資本，另一種情況是他僅僅獲得貸給他的貨幣或向銀行購買貨幣，這兩種情況是顯然不同的。既然勞埃德-奧維爾斯頓先生通常只是在極少的情況下才不要擔保而貸出他的基金（他曾經是我在曼徹斯特的公司[124]的銀行家），那末很清楚，他所說的關于寬宏大量的銀行家把大量資本貸給缺少資本的工廠主的漂亮話，是純粹的吹牛。　　馬克思在第三十二章［注：見本卷第584頁。——編者注］中也談到了基本上相同的情況：“只要商人和生產者能夠提供可靠的擔保品，對支付手段的需求，就只是對轉化為貨幣的可能性的需求；如果不是這樣，就是說，如果支付手段的貸放不僅給他們提供貨幣形式，而且也把他們所缺少的任何一種形式的用來支付的等價物提供給他們，那末，對支付手段的需求就是對貨幣資本的需求。”——在第三十三章［注：見本卷602頁。——編者注］又說：“在發達的信用制度下，貨幣集中在銀行手中，銀行至少在名義上貸放貨幣。這種貸放只與流通中的貨幣有關。這是通貨的貸放，不是借助這些通貨而流通的資本的貸放。”——應該知道這種情況的查普曼先生，也證實了上述的有關貼現業務的見解（銀行委員會，1857年）：

“銀行家有了匯票，銀行家已經購買了匯票。”（證詞第5139號。）

我們還要在第二十八章［注：見本卷516—517頁。——編者注］中再討論這個問題。——弗·恩·｝

（第3744號）“您是否愿意談一談您把資本這個詞實際理解為什么嗎？——｛奧維爾斯頓答：｝資本是由營業借以進行的各種商品構成的；有固定資本，有流動資本。你們的船舶，你們的碼頭，你們的造船廠是固定資本；你們的糧食，你們的衣服等等是流動資本。”　　（第3745號）“金流出國外會給英國造成有害的后果嗎？——不會，只要賦予這個詞以合理的含義。”

（接著是李嘉圖的那套舊的貨幣學說。）

“在事物的自然狀態下，世界的貨幣在世界各國之間按某些比例進行分配；這些比例是這樣的，以致在｛貨幣｝這樣分配時，任何一個國家和世界其他國家之間的交易，都是一種單純的物物交換；但時而會有各種影響貨幣分配的干擾；在發生這種干擾的時候，某個國家的一部分貨幣就會流入別的國家。”——（第3746號）“您現在用了貨幣這個名詞。如果我以前對您的話理解得正確的話，您曾把這叫作資本的損失。——我曾把什么叫作資本的損失？”——（第3747號）“金的流出。——不，我沒有這樣說。如果您把金當作資本，那末，這無疑是資本的損失；那是構成世界貨幣的貴金屬的一定部分的放棄。”——（第3748號）“您以前不是說，貼現率的變動只是資本的價值的變動的一個標志嗎？——是的。”——（第3749號）“貼現率一般說來不是和莫格蘭銀行的金準備一起變動嗎？——是的；但我已經說過，由一個國家內貨幣量〈因而，他在這里把貨幣量理解為實在的金的量〉的變化引起的利息率的變動，是微不足道的……”　　（第3750號）“因此，您是不是想說，當貼現率在較長時間內、但仍然只是暫時地提高到普通貼現率以上的時候，資本就減少了？——在這個詞的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減少了。資本和對資本的需求之間的比例已經發生變動；但是，這種變動可能是由于對資本的需求的增加引起的，而不是由于資本量的減少引起的。”

（但是，他剛才還說資本＝貨幣或金，更早一些，他還用由營業或資本的擴大，不是由它們的收縮所引起的高利潤率來說明利息率的提高。）

（第3751號）“您在這里特別指哪一種資本呢？——這完全要看各人需要什么資本而定。這是一個國家為了繼續從事它的營業所必須支配的資本；如果營業擴大一倍，對繼續從事營業所需要的資本的需求，就必然大大增加。”

（這位狡猾的銀行家先讓營業擴大一倍，然后說對營業擴大一倍所需要的資本的需求。他的眼中始終只有那種向勞埃德先生要求更多的資本以便把自己的營業擴大一倍的顧客。）

“資本是和任何別的商品一樣的〈但是，根據勞埃德先生的說法，資本不外是商品的總體〉；它根據供求的情況變動自己的價格。”

（因此，商品會兩次變動價格，一次作為商品，另一次作為資本。）

（第3752號）“貼現率的變動，一般說來同英格蘭銀行金庫的存金額的變動有聯系。這就是您所說的資本嗎？——不是。”——（第3753號）“您能不能舉出一個例子來說明，在英格蘭銀行積累了大量的資本儲備的同時，貼現率也很高？——英格蘭銀行積累的，不是資本，而是貨幣。”——（第3754號）“您說過，利息率取決于資本量；您是否愿意談一談您指的資本是什么？您能舉出一個英格蘭銀行的金的儲備額很大而同時利息率又很高的例子嗎？——英格蘭銀行的金的積累和低利息率同時發生，是很可能的〈啊哈！〉，因為對資本〈指貨幣資本〉的需求減少的時期〈這里指繁榮時期1844年和1845年〉，是人們借以支配資本的手段或工具能夠自然而然地積累起來的時期。”——（第3755號）“那末，您認為貼現率和英格蘭銀行金庫的存金量之間沒有聯系嗎？——可能有聯系；但不是原則上的聯系〈但是，他的1844年銀行法給英格蘭銀行規定的原則正好是：按照它所擁有的金量來規定利息率〉；這些現象可以同時發生。”——（第3758號）“您的意思是說：我國商人在貨幣短缺時期，由于貼現率提高而碰到的困難，在于獲得資本，而不是在于獲得貨幣嗎？——您把兩個東西混在一起了。我可沒有在這個形式上把它們擺在一起。困難在于獲得資本，困難也同樣在于獲得貨幣……獲得貨幣的困難和獲得資本的困難，是從過程的兩個不同階段來看的同一個困難。”

在這里，魚再一次落網了。第一個困難是進行匯票貼現，或者用商品作抵押來獲得貸款。困難在于把資本或資本價值的商業符號轉化為貨幣。這種困難，除了別的方面，還表現在高利息率上。但是，貨幣一經獲得，那時第二個困難是什么呢？如果問題只是支付，難道有人在付出貨幣時會遇到困難嗎？如果問題是要購買，難道有人在危機時期會遇到買進東西的困難嗎？再假定這里說的只涉及谷物、棉花等昂貴的特殊情況，那末，這種困難不會表現在貨幣資本的價值即利息率上，而只能表現在商品的價格上；而這個困難由于我們的當事人現在已經有錢可以購買商品而得到了克服。

（第3760號）“但是，較高的貼現率不是增加了獲得貨幣的困難嗎？——它增加了獲得貨幣的困難，但問題不在于獲得貨幣；這只是一種形式〈正是這種形式把利潤裝進了銀行家的腰包〉，它表明在文明狀態的復雜關系中獲得資本的困難增加了。”　　（第3763號）｛奧維爾斯頓回答說：｝“銀行家是中介人，他一方面接受存款，另一方面又利用這些存款，在資本形式上把它們委托于別人，而這些人……”

我們在這里終于明白了他所理解的資本是什么。當他把貨幣“委托”于人的時候，更不客氣地說，就是當他把貨幣貸出去生息的時候，他就把貨幣轉化為資本了。　　奧維爾斯頓先生以前說過，貼現率的變動同英格蘭銀行的金的儲備額或同現有貨幣額的變動沒有本質上的聯系，而至多只是在時間上是一致的，然后，他重復說：

（第3805號）“如果國內的貨幣由于流出而減少，它的價值就會提高。英格蘭銀行必須適應貨幣價值的這種變化。”

（因此，必須適應作為資本的貨幣的價值的變化，換句話說，必須適應利息率的變化，因為同商品比較，貨幣作為貨幣的價值仍舊不變。）

“用術語來說就是，英格蘭銀行會提高利息率。”　　（第3819號）“我從來我有把二者混在一起。”

指貨幣和資本，理由很簡單，因為他從來沒有把它們區別開來。

（第3834號）“為供應國家的必要生活資料〈1847年為購買谷物〉所必須付出的巨款，事實上就是資本。”　　（第3841號）“貼現率的波動無疑同｛英格蘭銀行的｝金儲備狀況有密切的關系；因為金儲備狀況是國內現有貨幣量增加或減少的標志；貨幣的價值會按照國內貨幣的增加或減少的比例而下降或提高。銀行貼現率會適應這種情況。”

這樣，他在這里承認了他在第3755號中曾經斷然否定的情況。

（第3842號）“二者之間有密切聯系。”

這就是說，在發行部的存金量和銀行部的銀行券準備金之間有密切聯系。他在這里用貨幣量的變動來說明利息率的變動。但是他的話是錯誤的。準備金可以因國內流通貨幣的增加而減少。在公眾取走更多的銀行券而金屬儲備不減少時，情形就是這樣。但這時，利息率會提高，因為這時英格蘭銀行的銀行資本要受1844年銀行法[118]的限制。然而，他不敢說出這種情況，因為按照這個法令，銀行的這兩個部是完全分開的。

（第3859號）“高利潤率總是會造成對資本的巨大需求；對資本的巨大需求會提高資本的價值。”

因此，我們在這里終于看到了奧維爾斯頓所想象的高利潤率和資本需求之間的聯系。例如在1844—1845年間，棉紡織業的利潤率普遍很高，因為在對棉紡織品有強烈需求的時候，原棉卻很便宜，并且一直很便宜。資本（在前面所引的一段話中，奧維爾斯頓把每個人營業上所需用的東西都叫作資本）的價值，因而，在這里是原棉的價值，對工廠主來說并沒有提高。盡管高利潤率誘使某些工廠主設法弄到錢來擴大自己的營業，但由此增加的是他對貨幣資本的需求，而不是對其他東西的需求。

（第3889號）“金可以是貨幣，也可以不是貨幣，正象紙可以是銀行券，也可以不是銀行券一樣。”　　（第3896號）“您在1840年曾經主張，英格蘭銀行的流通銀行券的變動，應該根據存金量的變動來調整。如果我對您理解得正確的話，您已經放棄了這個論點，是不是？——根據我們今天的認識水平，我們還必須把留在英格蘭銀行的銀行準備金中的銀行券加到流通銀行券中去，就這一點來說，我是把這個論點放棄了。”

好極了。英格蘭銀行發行的紙幣可以相當于它的金庫擁有的金外加1400萬鎊，這個任意的規定，當然要求銀行券的發行隨金儲備的變動而變動。但是，因為“我們今天的認識水平”已經清楚地指出，英格蘭銀行按規定能夠制造的銀行券數額（即由發行部交給銀行部的銀行券數額），這種在英格蘭銀行的兩個部之間進行的并且隨金儲備的變動而變動的流通，并不決定英格蘭銀行以外的銀行券流通的變動，所以，后一種流通，即現實的流通，現在也就與英格蘭銀行的管理無關了；只有英格蘭銀行的兩個部之間的流通（它和現實的流通的區別會在準備金上反映出來）才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但對外界來說，這種流通之所以重要，只是因為準備金會表明，英格蘭銀行離銀行券的法定發行最高限額還相差多少，該銀行的顧客還能從銀行部得到多少銀行券。　　關于奧維爾斯頓的不老實態度，有一個鮮明的例子：

（第4243號）“您是否認為，資本量的逐月變動已經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它的價值也由此發生了這樣的變動，就象最近數年我們在貼現率的變動上看到的情形那樣？——資本的供求之間的關系甚至在短時期內無疑也會發生變動……如果法國明天宣布，它想得到一筆巨額貸款，這無疑會立即在英國引起貨幣的價值即資本的價值的巨大變動。”　　（第4245號）“如果法國宣布，為了某種目的，它突然需要價值3000萬的商品，那末，用比較科學和簡潔的語言來說，這就產生了對資本的巨大需求。”　　（第4246號）“法國愿意用它的借款來購買的資本是一回事，法國用來購買這個資本的貨幣是另外一回事；是什么改變了自己的價值，是貨幣嗎？——我們又回到老問題上來了。我認為，這個問題在學者的研究室里研究比在委員會的會議廳里研究更合適一些。”

說完這句話，他就走了，但并不是走到研究室里去。［注：關于奧維爾斯頓在資本問題上的概念混亂，我們將在第三十二章的末尾作進一步的敘述。——［弗·恩·］　　注釋：[118]關于1844年銀行法的內容和意義，見本卷第34章《通貨原理和1844年英國的銀行立法》。——第460、475、490、537頁。　　[123]“通貨原理”（《Currency　principle》）或“通貨學派”——是主張貨幣數量論學派的變種之一。它的代表們斷言，商品的價值和價格決定于流通領域中的貨幣數量。他們的目的是要保持穩定的貨幣流通，并認為紙幣的必需的黃金保證和根據貴金屬進出口情況調整紙幣的發行量是達到這一目的的唯一手段。從這些錯誤的理論前提出發，“通貨學派”認為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的決定性原因，是由于他們所宣布的貨幣流通規律遭到破壞。“通貨學派”理論在十九世紀上半葉在英國十分流行。但是英國政府以這種理論作根據的種種嘗試（1844年銀行法）沒有收到任何成效，而只是證明它在科學上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在實踐上是毫不中用的（并見本卷第34章《通貨原理和1844年英國的銀行立法》）。——第471、505頁。　　[124]指歐門—恩格斯公司。——第4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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